工控摘要：自2010年7月，中國政府提出了“低碳生態城”的概念，“生態城”這個詞匯成了不少地名的后綴，從流傳出的一份有關全國各地興建“生態城”投資的預算“賬單”上清晰地顯現出了“熱度”：2018年前馬鞍山將投資790.48億建設生態市，山東聊城則是315.65億，還有深圳的780億、寧波的500億……中國的城市，多數都已經準備好為“生態城”的綠色理想埋單。
　　
　　然而據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秘書長李迅分析，盡管當前我國各地提出的低碳生態城市建設名目眾多，出現了諸如“低碳生態城市”，“綠色低碳生態城市”“生態宜居城市”等至少40種以上的名稱，但每個地區都在給自己的低碳建設劃定標準。在我國整體的低碳生態領域尚未建立性、導向性的指標體系。相關配套法規政策體系建設也不完善，正因如此，各地紛紛制定了獨立的指標體系，導致標準參差不齊。
　　
　　國家*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不客氣地指出：“目前我國并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低碳城市，我國不僅沒有一座城市有過可以量化的減排歷史，還出現了諸多低碳生態城建設中的亂象。”
　　
　　此外，生態城市建設是需要統籌協調的系統工程。專家指出，當前城市生態建設存在“開會一起坐，行動各自干”的散亂局面，部分城市的規劃部門各自為戰，缺乏統籌協調，甚至出現了少數部門業績越出色，生態大系統破壞越嚴重的現象。因此需要各部門協同*，制定科學的統一規劃，指揮統一的行動。
　　
　　在“兩會”上，同樣有代表委員在指出生態城市目前面臨的挑戰，*委員王玉鎖明確提出，對生態城市內涵的認識狹窄、生態城市的規劃仍各自為陣、建設機制落后是當前的三大突出問題。
　　
　　如今，在生態城市發展的關鍵階段，如何引導生態城市健康發展，激發市場活力，推進生態城市建設的速度，成為目前亟需解決的焦點所在。
　　
　　政府引導生態城市建設
　　
　　李克強總理在“兩會”上做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，2014年的重點工作之一是要出重拳強化污染防治。以霧霾頻發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為重點，以PM2.5和PM10治理為突破口，抓住產業結構、能源效率、尾氣排放和揚塵等關鍵環節，健全政府、企業、公眾共同參與新機制，實施區域聯防聯控，深入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。同時指出“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”。這不僅表示出我國政府對治理城市環境的重視程度，更加為生態城市的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　　
　　可以看出，未來幾年將是我國生態城市建設的高發時期，需要政府引導、市場主導，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生態城市建設標準，科學建設生態城市。
　　
　　北京市*、北京城市管理研究基地研究院馮剛認為，中國需要梯度型生態城市標準。他說，從看，在綠色建筑、生態城市發展道路上，政府起著主導作用。德國弗萊堡號稱*的生態城的樣板，當地的政府制定了相應的生態政策。而目前中國不能*按照歐洲的生態城市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城市。一方面我們要順應潮流，但同時，我們需要制定符合中國特色的梯度標準。
　　
　　在“兩會”上，*委員王玉鎖在提案中提出了“緊制定生態城市標準，科學引導生態城市建設”他建議：首先要將資源轉化率作為強制性約束指標，持續提升城市資源利用效率；其次可以將可再生能源和清潔氣體能源的zui大化利用作為長遠發展目標，不斷優化能源結構，從源頭減少“三廢”排放；第三要對城市廢棄物設定減量化的階梯型發展目標，強化后期治理的資源化再生利用水平。
　　
　　此外，生態城市建設還需系統規劃、協同發展。正如*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、生態城市建設理事會副主席王如松所言，生態城市的社會轉型，急需推進決策方式從線性思維向系統思維，能力建設從個體經濟人向群體生態人的社會轉型。城市必須將城市能源、水務、交通、工業等諸多方面統籌考慮，才能避免“頭疼醫頭，腳痛醫腳”的問題。否則，眾多主體各守己利，解決了交通問題，可能又會給帶來水務、綠化等問題。
　　
　　而當務之急，則是盡快完善我國城市規劃的相關法律條例，打通城市各公共基礎設施規劃，建立統籌的生態城市建設規劃。只有建立政府引導，市場主導的機制，生態城市的建設之路才能更加通暢。各類市場主體的進入將為生態城市的建設帶來雄厚的資金、技術、思路等優勢，使生態城市的建設速度加快。